编者按：编者按：2013年12月8日早晨，福州瑞云寺被强拆。既然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既然是拆迁红线内的公益用地，福州瑞云寺僧人为什么无法履行正常的法律手续，合法搬离？本文作者管云昌从法理层面解读了瑞云寺拆迁协议的来龙去脉。

近日，凤凰网对瑞云寺强拆事件进行了连续的报导：开发商欲征用瑞云寺所在的土地，在长达三年的僵持中，拆迁方迟迟不与瑞云寺进行正面沟通，而是由区宗教局出面口头下令瑞云寺法师离开。12月8日，瑞云寺被强拆，随后，所谓瑞云寺拆迁协议浮出水面，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协议的被拆迁方并不是瑞云寺，而是晋安区佛协。

怪异的协议：佛协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不具备对庙产的法律效力

佛协是佛教徒和佛教组织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佛协是一个佛教徒自发的民间组织，受宗教局管理，对其管辖地方的庙产并没有法律上的使用权和管理权。

国务院令第426号《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

这里，笔者有个疑问：拆迁方为什么不直接与瑞云寺签署，而是要绕开寺院的主人去找地方佛协？

是谁不想签协议？瑞云寺？拆迁方？

在《旧城改造与古寺突围福州瑞云寺拆迁困局调查》一文中，瑞云寺方丈明参法师曾表示：“至今没有任何人、单位和部门来与瑞云寺签订拆迁协议。” 明参法师也曾向记者表示是愿意和政府来谈判拆迁协议的。可见，瑞云寺法师对于可沟通情况下的拆迁并不回避。

而真正的回避却是拆迁方，三年来没有正面找过寺院，也没有采取任何正面的沟通手段，而是通过区宗教局来与寺院沟通。虽然，拆迁方也曾表示多次与瑞云寺的法师沟通过，但却与明参法师前面的陈述构成矛盾，而晋安区党委一位女领导的话揭开了答案“寺院财产都是登记在佛教协会下面的，佛协是有资格做决定的”。

这一个连环套的迷局由此揭开：一方面，区宗教局代表拆迁方驱赶瑞云寺法师，另一方面，区佛协代表瑞云寺来与拆迁方签协议。在拆迁双方主体都无法正常沟通的情况下，这样一份“协议”就成形了。 

由此看来，不是拆迁双方不想签协议，那么，是谁不想让双方签协议呢？

没有协议的拆迁，赔偿款最后会落入谁的口袋？

如果是合理合法的拆迁，为什么不履行正规的法律程序，采取先签订协议后拆迁的方法呢？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这一份“怪异的协议”背后是否会有利益的纠葛呢？

福州市民宗局副局长曾说：“我们应该是宗教团体的娘家人”，在这一事件中，晋安区民宗局行为却极其异常，他们不仅没有做“宗教团体的娘家人”，而充当了“拆迁方的先锋队”。区宗教局这样亟不可待的赶走法师，其意图到底是如何？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首先重新来回顾在瑞云寺强拆事件中区宗教局的行为。

2013年6月21日，晋安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下达瑞云寺的一封“查账”书面通知，称该局近日将对瑞云寺的财务工作进行检查。而且区民宗局的Z副局长表示，如果瑞云寺不能清楚说明10年以来的财务明细，不但两位老比丘尼要立即搬走，更要把住持明参法师送去劳改。

而且这位Z副局长表示，一旦查账结果不合要求，两位老比丘尼就只有三条路可以选：其一，按照要求尽快放弃旧寺、搬进新址；其二，如果不接受新址的安置，就自行转投其它寺院；其三，再不行，直接给点钱打发回家安养。

在凤凰网编辑询问此事时， Z副局长对提出的关于了解瑞云寺拆迁等核心问题，一律不予回复，而且表示“区民宗局不带头拆的承诺，我给不了”。

后在省厅领导的督促之下，区宗教局陈桂松局长迫于压力，拿出那份“怪异的拆迁协议”。区民宗局为何敢于大包大揽越俎代庖？

我们再来看看瑞云寺的位置。瑞云寺位于福州城区的核心地带，距离福州市政府只有2.9公里，附近1公里范围内有体育馆，博物馆等多项公共设施，属于福州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旧屋区改造项目，其当时的拍卖价高达60亿元，那么其拆迁费必然也很高。在人民网《网友质疑福州晋安区拆迁安置暗箱操作省委书记回复》中，明确表示其中长乐路、晋连路东段店面的货币补偿费，每平方米高达25462元。而在《东南快报》对于当时旧房改造事件的报导中，提到“就地就近过渡回迁安置的安置房计价标准为均价6172元/平方米”。而瑞云寺的占地面积560余平方米，按照上述回迁房的价格，赔偿款可能会高达三百多万元。

在这样高额的拆补偿费前，拆迁协议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的保障补偿经费的落实和新寺院的归属。如果没有协议，那么所有口头承诺都可以不用兑现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一切不言自明